嚮。

        在《論語》中可以看到兩種對於「君子、小人」的定義。第一種是以「地位」來解釋：君子即在上位者，小人則代稱為庶民；第二種以「德行」來劃分：君子是有德之人，小人則盡做鄙夷之事。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中的君子、小人涵義便為前者；「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這句話中的君子與小人，便是如後者般的關係。

        而在《論語‧八佾第七》中，其表達的觀念則是以「德行」來劃分的後者：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處「射」的涵義，就《禮》來看，乃指「大射」，言於射而後有競勝也。大射之禮，二人並進，彼此三揖示敬，然後升堂較射。下而飲則謂射畢揖降，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生堂，取觶立飲。這篇在言君子之品行，恭遜不與人爭；若真要論爭，也只見於射。然而射之爭也雍容揖遜，此顯現了君子大氣之風，而不似小人之輩的強取豪奪。在當時，這是一種極受尊崇的風範，但我卻想將昔日之範拿來作今日之探討。

《論語》是一本以記錄春秋時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言行為主的彙編，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之一。由孔子門生及再傳弟子集錄整理，內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以及立身處世等多方面道理。在春秋時期的戰爭不斷的環境中，孔子致力於恢復「禮樂制度」，以便使社會平穩地過渡到一個新的「天下有道」的社會。或更簡言之，孔子追求的天下，可用兩字來形容：「和諧」。

「和諧」這兩個字，代表的是黃髮垂髫，皆無所慮；政通人和，長幼有序，天下太平。聽起來是個極完美的世界，但卻有瑕疵。「和諧」本身並沒有錯誤，相反地，還是種眾人所想望的泰然自若；然而，在泰然自若之下，又是什麼樣的內容，來支撐這個理想國？

在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然而今日卻以儒為正宗，何也？我想最始源於漢武帝。漢武帝掌天下，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為他認為，儒家所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利於維持社會的平靜。但實際上這個朝代所執行的政策，為「外儒內法」，表面上以儒為至上，實際上用法懲治不少罪刑。在這個時期，你能說社會不和諧嗎？當然和諧，而且武帝還成了一方之強！然而構成「和諧」地基的，卻是法家的高壓。漢武帝實際上對於臣民的言行、思想，有諸多強硬的態度，例如司馬遷，雖以直言上諫，卻被判以莫須有的罪名，武帝之蠻橫，可見一斑。

時間切到十幾個世紀之後。工業革命使得許多國家經濟蓬勃發展，列強一一蹦出，在國際上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四處衝撞，在國內資本主義蓬勃，中產階級興起。在這個時候，許多人憑藉著能力，以生產者、消費者等角色，擴展自身的財力；社會也因此繁榮，國家跟著強大。這樣的生活，也算是某種程度的和諧，因為大部分的人擁有能力去爭取自己的權利，有機會在社會階級流動中往上竄，成為贏家。自由開放的風氣為大多數的人所津津樂道，至今世界上也仍是以民主、自由市場為主流。然而，為什麼還是有人不滿意？

馬克思、恩格斯在19 世紀工人運動實踐基礎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此理論體系包括三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具有以下的觀點：

一、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剝削。（資本家以獲取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的方式獲得利潤）

二、認為歷史發展是有其特定規律的，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産關係會對生產力產生回饋作用，生産關係一定會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三、認為生產關係是主宰著人類階級組成的因素。

四、認為社會關係在歷史上是隨物質條件而變化的。

五、認為基於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的階級鬥爭是歷史推進的重要因素。

六、在歷史的進程當中，舊有的階級制度將會解體並被新的體系（以所有人的利益為先的體系）所取代。

七、人類社會最後必然走向共產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了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不少革命。然而為什麼要革命？難道和諧不好嗎？難道我們不能就這樣處在這般安然自若的社會，閒來無事射個箭，不以輸贏為重，意在交流感情、泡茶聊天，而非得搞階級鬥爭不可嗎？

        我認為實際上是必要的。真正君子的定義，不應該如〈八佾第七〉描述的那般。隨著時代的推移，我們必須向前看。在先王的大同世界，人民可以終生安居樂業，但現在，君子卻得學習著如何「正確地鬥爭」。為什麼？因為古代是古代，現代是現代，觀念需要有所改變。說難聽一點，那個年代都已經過去了、昔人都已入土為安了，為什麼還要死盯著古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舉動、每一個價值觀？

        若無法了解馬克思的例子，或許我們可以看看國父的故事。國父歷經無數次革命的革命，終於推翻前朝，建立中華民國。至今，雖然臺灣社會依舊風風雨雨，但若有人說：「要是回到清朝有多好！」想必也不會有許多人認同。畢竟在清領後期，從道光以降，內亂、外患不斷，面對西方列強的咄咄逼人，國內同時上演著洪秀全領太平軍作亂的戲碼；光緒時更是誇張，整個中國幾乎被列強分食殆盡，國內義和團又仗慈禧的勢力欺人，搞得社會動盪，民不聊生。跟現在的情況相比，誰想回到過去呢？因此，我們感激國父，要不是他肯率領眾人起義，並且努力不懈，我們恐怕還活在帝王高壓統治之下。

        然而，就〈八佾第七〉的觀念來看，國父卻是一個糟糕透頂的人。因為他對事物過於計較，行事激烈，實在不符合君子「克己復禮為仁」的形象。就革命一事來說，儒家也無法接受，因為它完全不符合五倫之禮：身為一個平民，就應該遵守自己的本分，安安份份地作好自己份內的事。但難道我們就因為這樣而唾棄國父嗎？並沒有，反而常在重大典禮中，皆有「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程序。那所以國父所為，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我認為，雖然國父、馬克思不符合《論語》中君子之要件，但他們仍確確實實地應得「君子」的稱號。理由很簡單，面對不合理的事情，肯不顧眾人異樣的目光，可以不計較自身的利益，對社會發出疾呼，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現代「君子」的定義，我想便在於此。身為一個讀書人，我們的目標當然是成為一名「君子」，但此處的「君子」，已經不再像《論語》中所述的相同含意，而是一位「始終站在權力者的對面，時時監督政府是否有得失」的人。若發現有錯誤，便不應沉默不語，而是該起而伐之，率領眾人前進。這便是我所說「正確地鬥爭」的意思。

        昔日的觀念，放到今日來探討，要作的應該是汲取它的精華，然後思考該如何在現代實施。然而，我看見仍有許多人，在讀了《論語》之後，以為「無所爭」便是君子，不了解在什麼時候堅持、什麼時後發聲。不懂得正確地消化吸收古籍，行似一隻無思想的蠹蟲，在我看起來，是異常地可笑。